生命宛如幽静长河

生活日复一日，简直不用再看星座运势。

那天读杜诗，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不觉心有戚戚焉。

转眼间，到3月24日，都都与这个世界已经整整相处100天了。

关于生育，我原本以为会写点什么，现在想来却大半忘记了。

我想写的东西大多忘记了。

似乎也没什么好写的，生儿育女是自己的选择，痛楚是必经的路途，而我承受的并不比别人更多。

唯一想要提及的，是对浦东一妇婴大姚医生的感激。虽然我没有听从她的劝告，但依然得到善待，在这样一个人情冷漠的世界上，我知道这不容易。算是一种幸运。

我终究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人生的一个重大命题就是，怎样令她幸福。我知道这没有答案，无论是贵族，或是贱民，都难逃命运的操纵。可我依然如此地盼望，她能够幸福。

这两年了，我几乎没有写字。有的时候，怀抱着孩子，心想，人生也许就这样了吧，原以为不会放弃的，却自然地放弃了，原以为不敢拥有的，却已然捧在手中了。但我终究不甘心，于是在一个她酣睡的早晨，又笨拙地打起字了。

她的母亲曾经的梦想、希冀、挣扎、等待以及幻灭，她对此一无所知，而在某一刻，会有一个脆弱的绳结，将过去和将来栓在一起。

    5月15日至19日，“世界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悉尼大学召开，顾彬教授提交的报告《何为好的文学？何为好的文学语言？何为好的汉语文学语言？》原稿是英文，但他临时改用流利的汉语娓娓道来，可见准备之充分。
    
    近年来顾彬有关“中国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系列讲演和访谈，在汉语/华文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次专从语言角度发问，显然是以往论述的继续。
    
    “什么是好的汉语？”据说这个问题由诗人欧阳江河多年前提出，国际汉学界迄无深入讨论。不管学术界现在或将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都将成为一个悬念，留待后人评说。他自己作为中国文学勤奋的翻译者的经验是：译古代和现代优秀作品时很用心，唯恐遗漏字里行间精彩之处；译当代文学或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则完全两样。他认为当代汉语/华文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啰嗦而不准确，太多可有可无、不能击中要害的废话。他相信美国的葛浩文也跟他一样，只肯翻译作家们的思想而害怕翻译他们的语言。
    
    有代表问啰嗦不准确的汉语的反面是什么，顾彬毫不犹豫再三举《藤野先生》为例，认为这篇散文第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也”就符合既准确又简捷的标准，看似毫不经意，绝非可有可无。他也提到诗人欧阳江河和翟永明，向他们的“低产”致敬。他觉得汉语的恶化首先因为许多中国作家轻率的写作态度和片面追求产量，其次才是语言修养差。他引用2011年3月28日《中国日报》报道，说2010年中国网上注册作家146万，发表（上传）小说410万部，某著名作家每天写6000字。顾彬惊呼：中国文学成了百万人参加的马拉松，但肯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格运动员，而判断是否合格，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语言。
    
    顾彬为中国文学确立语言标准的苦心值得同情，但这也只是重申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已。一千多年前韩愈就呼吁“文从字顺各识职”，标准也是简捷准确。契诃夫的名言“简捷就是天才”，弄笔者悬为不刊之论。蔡元培给《鲁迅全集》写序，也说鲁迅的天才在“字句之准确”。古往今来多少作家为追求简捷准确而殚智竭虑，“善为文者，富于千篇，穷于一字”，刘勰这话绝非夸张。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正是刘勰劝人避免的“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或《传道书》告诫的“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而韩愈徘徊于“推敲”二字，王安石几易其稿得一“绿”字，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顾文炜“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早已传为佳话。但同样追求简捷准确，落实到不同作家，又呈现不同的语言风貌。心中可以存一个抽象的简捷准确的标准，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这个那个作家的简捷准确。天才作家的简捷准确产生于他们置身的语言环境，后人只能学习他们追求简捷准确的精神，和如何针对他们的语言环境进行创造的匠心，而不能直接学习他们简捷准确的文体本身。生硬的模仿注定徒劳，盖因在语言上犯了误认时代的错误。司马迁引《尚书》一律改为汉朝人能懂的语言，没人说不妥；宋祁一味好古，宜乎遭到欧阳修的捉弄。希望当代作家懂得鲁迅“用字之准确”，只是号召他们学习鲁迅文字上精益求精的态度，揣摩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在特殊过渡时期如何将尚未彻底退场的文言文、刚刚取得合法性的口语、排闼而入的外来语和古白话文杂糅配合，为我所用，自成一格，而并非要大家直接搬用鲁迅的词汇、语法和口吻，更不是拿鲁迅的语言做标准约束当代作家，那样就脱离了当代语言环境。用老派术语讲，不能只要美学标准，丢掉历史标准。
    
    当代汉语/华文作家的语言无论好坏，都反映了当代汉语/华文的实际，标准应该来自这个实际的语言环境，看他们置身各自的语言环境有怎样的作为。以古代或现代优秀作家的语言造诣作为静止的标准，通不过就枪毙，那就失去了语言判断的起码的历史意识。
    
    推敲字句，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文心雕龙·指瑕》就专门研究作家的语言错误。但这种推敲一不小心也会误解作者的用心。和《文心雕龙》同时的《颜氏家训·文章》也有大段“指瑕”，例举吴均、蔡邕、王粲、曹植、潘岳、陆机、何逊等许多当世名家的用语不当，其中就有不够公允处，比如说陆机因《诗经》有“孔怀兄弟”而径以“孔怀”代“兄弟”属于不通，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举《南史·刘溉传》为例，认为这种“藏词”法乃当时文人惯技，并非不通。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也指出《指瑕》类似的偏误。
    
    这并非要替顾彬批评的某些当代作家啰嗦不准确的汉语辩护，只是想引入“语言环境”的概念，以便在分析类似语言现象时能够区别对待。
    
    比起古代或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语言功底薄弱，人所共知，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生来就纯金足赤？当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绝无贡献？对此古人倒并不拘执。善于“指瑕”的颜之推承认同时代作家缺乏古人的“宏材逸气，体度风格”，但也说古人有“辑缀疎朴，未为密致”的弱点，而“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他主张“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需两存，不可偏废”。颜之推所谓“古人”、“今世”不能简单类比“现代”、“当代”，但他知古人之长并知古人之短，见今人之短也见今人之长，主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融通古今，这就贤于今之论者割裂现当代，拿当下汉语“规范”批评鲁迅不够规范，或像“鲁党”反唇相讥，以鲁迅文白夹杂中西合璧的白话之丰盛恢弘来鄙薄规范汉语的僵化单薄。这种割裂法，也看出现、当代各自的长短，却使二者势同楚汉，无法扬长避短，或取长补短。语言研究缺乏历史意识，非但使古代和现代长期不通声息，恐怕也将令现代与当代老死不相往来。
    
    作家尽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根本却只能立足当代，在属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有所作为。对此古人也很通达。刘勰主张“征圣”、“宗经”，但他在语言上并不复古。他看到汉以后“小学转疏”、“率从简易”，迥异“前汉小学，率多讳字”，但并不鄙薄汉以后文学，倒是体谅当时作家，“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要求汉以后作家像汉以前那样用语古奥，不啻逼他们为“字妖”。但他也并不以汉以前小学发达文采斑斓为非，那样的文章他也追慕不已。时代变了，“难易”也随着改变，“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总之作家所处的“时”与“世”最重要。他说的是用字的难易，也关乎语言的好坏。
    
    立足同时代的语言环境、针对同时代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创造：这是在语言上有所作为的作家的共性。有长期语言生活的泛政治化，便有王蒙对臃肿俨然的政治化语言的滑稽模仿；有丰富而影响力巨大的翻译文学，便有孙甘露极端欧化的语言实验；有北方广大乡村对方言土语的固守，便有贾平凹晚近对方言文学的全面恢复；有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广阔的模糊地带，便有阎连科穿越两套语言系统的大胆生造；有部分读者对文言之美的眷恋，便有晚年孙犁、汪曾祺、柯灵、张中行、余光中作品的一度流行。明白这些作家怎样应对语言环境，再谈他们语言的好坏，才有的放矢。王蒙戏仿臃肿夸饰的政治语言，自己是否也感染到这种语言的痼疾？孙甘露的欧化实验难以为继，原因何在？贾平凹堆砌方言，是否一俊遮百丑？“五四”先贤划定的白话文五要素——口语（含方言土语）、文言、外来语、古代及近代白话文——收缩为清一色的方言土语，是否会导致境界的萎缩？阎连科的生造是否会破坏汉语基本的语法规则而造成理解障碍？文言成分在当代汉语写作中还能保持多久？如何估计其消极或积极的价值？
    
    不同时代作家相同的语言使命，都只能是在借鉴古往今来优秀作家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最终把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好。
    
    这不是取消标准，而是让标准从天空降至地面，由抽象变为具体。
    
    好的汉语，只能是立足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而有所创造并积极影响自己时代语言环境的那种写作。糟糕的汉语，并非因为不如鲁迅，不如周作人，不如沈从文，不如钱锺书，不如张爱玲，不如孙犁、汪曾祺，而是因为面对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作者们都交了白卷。
    
    据说网络时代，语言资源更丰富，写家互动更便捷，汉语或许因此翻到新的一页。但几亿人除了围着“给力”、“神马都是浮云”之类小花样激动不已之外，还能激发更有意思的创造吗？

方苞的《与徐贻孙书》真让人醍醐灌顶

我要每天读它一遍

书都是在地铁上看的。

我什么书都往地铁上拿，有时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时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看书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像我这样笨口拙舌的人，别说看过发现不感兴趣的书，即使是曾经为之感动的书，时间久了，也都忘记了大半。

只是不能不看，或者说，不敢不看。

就像那天和朋友说，我好像不懂得如何自暴自弃。这不是褒奖，我觉得人懂一点自暴自弃，知道停歇也是好的。

后来我得出经验，亚里士多德是可以在地铁上看的，句子简净优美，似懂非懂，其实也无负担。但鲁迅不适合在地铁上看，一个大人捧着本中学生读本的《朝花夕拾》未免滑稽，然而看到“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候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样的句子不免让人感伤。

让人觉得一定要静默对之，大概就是心底里最好的人，最好的字。

不是风格化，就不是李少红

by 韩松落

李少红最好的作品是哪几部？《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四十不惑》、《红粉》。《银蛇谋杀案》使连环杀人狂出现在了中国的大银幕上，《血色清晨》则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寓言，与中国现实完美地嫁接在了一起，《四十不惑》和《红粉》，是冷调子的现实主义，与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呈现出的城市化焦虑一脉相承。

    从这几部作品及后来的《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乃至那部不算成功的《门》，可以看出李少红的喜好以及电影追求，她热衷黑暗的题材，喜欢用风格化的影像，表达某种诡异的情调，她的作品中，更重要的是画面、环境、气氛、韵味，故事和演员，反而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成就她的，是八十年代略微宽松的电影审查制度。当时的电影景观，在今日看来，着实不可思议，电影种类繁多，异色电影大行其道，虽然没有正式的分级制度，但作为权宜之计的“少儿不宜”标签，使得超越尺度的表达成为可能。如果八十年代的文化局面得以持续，电影人可以一直在适合自己的领域里自由发挥，李少红很可能已是异色电影大师，是我们的达里奥·阿金图（意大利异色电影大师），创造出某种被昆汀·塔伦蒂诺津津乐道的东方cult风格来。

    但九十年代以后，文化政策日益收紧，这类风格的电影都没法存活，所有影人被挤到一个领域，用一个尺子进行度量，导演必须要拍摄一些削薄厚度、隐藏个人风格的作品，失去了探讨自己风格极致的可能。是驴是骡，都得走马的道，带有“风格”印记的一切产品，都被专断地认为是小众的、不够商业化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电视剧能够容纳比较多的尝试，李少红于是转战电视剧领域，当然，电视剧能给的尝试其实也很有限，尤其，这一次，她下手的对象是《红楼梦》。

    这一次，李少红所坚持的，依然是一种风格化的影像，阴郁的、清冷的、梦境般恍惚疏离的，她试图用这种效果，呈现出一部经她染色的《红楼梦》来。对面目越来越趋同的电视剧世界来说，这种尝试非常可贵，更何况，被用来开刀的，是一部万人瞩目的名著。作为一个创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胆量，也应当拥有这样的自由，这种尝试，即便不被认可，也不算失败，即便失败了，也不算失败。

    新《红楼梦》真正失败之处，在演员的选择，不过，在当下的中国拍摄《红楼梦》，而且是这样的投资规模，想要不受干扰地选人用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演员，全都属于不可抗力。早知如此，倒还不如全部使用已经成名的演员，至少让台词顺溜些。在风格上的杀伐决断，必须要配以处世上的跋扈专断才能成立。在这点上，计划时代的87版《红楼梦》，完全胜出。

    看来，《红楼梦》是最好的参照物，可以参看出我们的社会在发生什么，我们真应当每十年拍摄一次《红楼梦》，作为我们时代状况的最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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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最宽厚也是最中肯的关于新红楼的评论。就像他所说的，演员是这部戏的死穴，我所见过唯一台词功夫不错的角色，竟然只有兴儿，批评王熙凤那段，一字不落地背下，十分顺溜，其余的人，不提也罢了，总之片子里没有一个长得像古人的。其实李少红在这部戏中对“风格”的坚持反倒也是一个死穴。风格真的那种重要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坚持风格也许是坚持自我，直得敬佩，可牺牲风格也可能是升华了自我。一直拍得艳丽晦暗，偶尔试着拍一拍大气浑厚些的题材又何如，曹雪芹本说“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偏是不昆曲，不成活，又说自己“忠于原著”，掠其文又夺其神，这如何使得。倘若真的心向艺术，就不该在此处“不肯妥协”，而在别处“妥协”。坦率地说，新版红楼也并非全无动人之处，但仔细想想，所以动人，还是因为原著的底子实在太好了。

记得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中说，自己为了马拉松长跑准备了很久，但是结果却不理想，于是他问，“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我想问问他，就算展示一点爱心又何妨呢？”

我想村上春树大概不是基督徒，所以才会这样说话。而也许类似的提问，许多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也问过，但又不太敢理直气壮地问，因为心里知道，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倘若把他问恼了，不仅想要的得不到，就连暂寄于身的也要失去就惨了。

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地看《圣经》，却无法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经》中给我影响和感到最深的是《约伯记》，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想，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才是约伯，一个普通的人，可能就是上帝突发奇想为了试探约伯而在家喝酒时被房梁砸死的人，约伯失去的后来都回到了他身边，可是上帝为了试炼约伯了牺牲掉的却永远不再了。想到这里，我就不再读《圣经》了。

我很喜欢柯尔恺郭尔，他说，人永远不知道，幸福或者不幸，哪样才是上帝的恩赐。

但人不能永远徘徊，总得选择相信，所以，始终相信上帝有爱的，便是基督徒。总在怀疑天地无情的，便是我这样的人。

这些日子都没有写字，因为我迷上了看新《三国》。

每天下班匆匆赶回去，看上两集，然后才能安心睡觉，至于写字，哪里还有时间。

这部新剧纵然有千般不好，刘备还是演得蛮好的。

于和伟刻画了一个有信仰的人，以及他的信仰慢慢陨落的过程。

剧集看完了，关于刘备的许多小细节还留在脑海里。他的前半生吃了无数败仗，直到遇见了徐庶，才初尝了胜利的滋味，后来徐庶被曹操挖走了，他听到消息，震惊地摔坐在地上，那种千般不舍的眼神，但依然有颗博爱的，视人如己的心。

后来他去看诸葛亮，从盛夏一直等到隆冬，他的两个兄弟对他说，值得吗，为一个没见过面的人。他回答说，我相信孔明必是大才，必是。连说了三遍必是，像是一定要给自己信心。

刘备的前半生，虽然时常窘迫难堪，但异常纯粹，他深信《高祖本纪》，相信自己神圣的血脉，相信忠贞、仁义这些美好的东西。他的转变是从庞统之死开始。庞统用自己的死，给了他一个夺取西川的理由。但是，所有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之上的事，都是不道德的。而这种用自我牺牲做遮掩的不道德，比起直接强取豪夺的不道德更甚。在那一刻他纯洁的血液里泛起了墨黑的暗涌，那是他成功的必经之途，却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后来看到结尾，我几乎忘记了刘备，忘记了曹操，甚至也忘记了诸葛亮，大约每个人对于“天下尽归司马氏”的结局都有些不满，一种沉默无语的不满，早知如此，何必折腾，但天地无情，我们只能膺服于上帝的剧情。

云淡风清近午天

旁花随柳过前川

世博期间，每天站在地铁电梯的尽头，看着下面人头攒动，会有一种真真切切的“蚁民”的感受。的确，很多时候心里就清晰地浮出四个字——生亦何欢。或许有人说，纽约的地铁更破啊，东京的地铁更挤啊，但是我总觉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人们的神情。我们的神情，仿佛更为绝望。

很少看韩寒的博客，但是看了这篇，忽然想要转载下来。仿佛终于明白，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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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韩寒